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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父亲进城过年(外一章)

2019-02-12 10:09:22好文章网-最好的文章阅读网

好多年了,每逢过年我都是携妻儿回老家与父母团聚。每当我和妻子提出要接父母来城里过年时,总是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今年,由于儿子受了点小伤,怕受不了老家寒冷的天气,当年的气息起来越浓时,我就和妻子商量着,把父母接来城里过年,毕竟没有儿女在身边,老人的年会过得很没滋味。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一听说到城里过年,父亲竟然破天荒地答应了。

父亲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本来像这个年纪,早该是享享清福的时候了,但他仍然坚守在那侍弄了一辈子的土地里辛勤劳作。从我记事起,父亲每天总是早早出发,带着那一大箱子沉重的工具,去给别人家做木工活,晚上很迟了才带着一身的疲惫回来。后来乡里有了第一个木器加工厂,他就在厂子里昼夜工作,为的是能够多挣几个钱,供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农忙的时候,他又回到家里,一头扎进地里,做着永远也干不完的庄稼活。

稍大些时,我已经开始能帮父母打打下手了。早晨,当母亲在家里做饭时,我就负责拉风箱生火烧锅,等饭做好了,母亲在那个提了很多年的竹篮里铺上一层白色的粗布,放上几个刚出锅的馒头,另加一盘青菜和一罐子米汤,由我代替她一路小跑送给地里干活的父亲。大老远我就看见父亲或弯腰点种或府身锄草或挥镐松土,那精心细致的样子仿佛是在照顾嗷嗷待哺的孩子。更多的时候,他大声吆喝着老黄牛犁地,长长的鞭子在空中窜响起一串串清脆的响声,而老黄牛还是那么慢条斯理地稳步向前走着,即使这样父亲也舍不得把鞭子抽在牛的身上。直到我连喊上几声“爸哎―—吃饭了”,他才远远地应上一声,又耕上两个来回才停下歇息,在田埂上拔一抱子嫩草放在牛嘴边后向我所在的地头走来,偶尔还回头看着刚刚耕过的地块,好像那片地是他精心雕刻的花板,生怕有一点不平整和半点瑕疵。

但是父亲吃饭的速度却快得出奇,用毛巾简单地擦擦手,打开篮子顺手抓起一个馒头,一掰两半,再抄起一筷头菜往里面一荚,送到嘴里没咬上几口就吃完了,三四个馒头就在这不经意间一扫而光,然后才端起米汤一口气喝个精光。看着父亲吃饭的样子,我无数次地担心他会噎着,却从没有敢提醒过。那时候,我总是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太愿意说话。直到有一天,他把我送到村里唯一的三年制小学,在老师面前掏出那些由元角分凑起来的学杂费,我才渐渐地意识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父亲,尝够了饥饿岁月、受尽了艰辛磨难的父亲,是怎样急切地想从地里一分一分抠出来钱来,好让自己的儿女早日完成学业,是怎么急切地想用自己的双手尽快为自己的儿女铺就幸福的生活道路!

终于可以接父母进城过年了,在离过年只有两天时间的腊月二十八,我的心里充满着兴奋,因为这毕竟是我工作以来父母亲第一次进城过年。从腊月二十三开始,我就和妻子为这个特殊的年而忙碌准备,从超市里大包小包地买菜称肉、购置年货,我们都想着把这个年过得尽量有点老家的风味,好让父母没有离家的感觉。但当我一路兴奋地赶回家时,一看到我开车回来,父亲脸上的表情又开始变得严肃起来,我不知就理地问母亲,她告诉我说你爸早就说不让你接你非得接,跑一趟又得花费不少油钱吧,我们搭个班车又省钱又方便。我说今天已经腊月二十八了,班车又少又挤,那有自家的车方便呀。可是任凭我怎么解释,父亲的脸上却再没露出过笑容。本来说好他们什么也不带,让我没想到的是父母还是和往年一样,一件不拉地准备了好多吃的喝的,一大包一大包地往车上装,还特别强调那个纸箱里装着一个活鸡,专门花钱买下给孙子补身子的。

对父亲的不可理喻,我没有任何不满,我知道在父亲的意识里,一分钱对他意味着什么。记得二十几年前的那个七月,当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要去报到时,一向很少出远门的父亲却非要亲自送我。坐车、排队、搬东西,在给我交完了学费、整理好被褥离开学校时,父亲把我叫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掏出一沓不同面值大小的钞票交给我说,这是给你这学期的生活费要放在安全地方,家里还有好多事,我这就回去了。送父亲坐上班车看着车子缓缓离去,我突然想起来,忙了一整天,父亲还没顾得上吃一碗面喝一口水。为了省那一顿饭钱,他硬是忍着饥饿坐着班车一路摇摇晃晃直到傍晚返回家才吃上当天的第一口饭菜。

没有了祭祀,没有了吵闹,没有了串门祝福,没有了隆重仪式,城里的年过得很寂静。吃过晚饭,给父母发了压寿钱,他们却一分没留地给了儿子。父亲说,你们的日子过得也紧张,花销又大,我和你妈啥都不缺,再要硬塞又怕他生气只得作罢。聊天之余我试图劝说父母以后搬来城里长住,父亲却说,要不是想孙子,他才不愿意到这水泥堆里来过年,一句话让和妻子的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的确,大年三十,在农村这时候应该是最热闹的时候,一群孩子东家出西家进,正在互相攀比谁发的压岁钱多,谁的衣服最漂亮,整个家族的人则呆在一起祭祖吃饭喝酒,议论着谁今年的收高,谁今年的收成好。即使谁和谁曾经有过矛盾,有过的隔膜也在大年三十的浓厚年味中淡化,那种和谐温暖是平时不曾有过的。

等我帮妻子收拾完锅碗瓢盆,出来时却不见了父亲,我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发现父亲正站在阳台上凝视着远处冰雪覆盖的田野。我没有惊动他,悄悄地关上了门。父亲大概又在想着他的老窑洞,想着他的那二亩地了。

一晃,四五天过去了,本来想多留父母多住几天,但是父亲说什么也不呆了,父亲说,姐姐从千里之外回家过年,明天就要出发了,他们还没有见上一面,想回去送送,我听着听着感觉喉咙像被啥东西噎着一样说不出话来。父亲这么早要回去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情,但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时,她多少有点懊丧,说可能是我们没有照顾好父母。其实,我知道这与照顾得好坏无关,父母绝不会嫌吃喝得好坏,更不会责怪自己的儿女们照顾得是否细心,只是感觉就这样让父母回去心里总有些不安。

简单而又无味的年过结束了,送父亲回家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些释然,父亲之所以离不开那生活了几十年的农村老宅,是因为那里融入了他一生的辛勤付出,他急着回家的心绪也让我明白,虽然农村条件艰苦,但父母在哪里,哪里才是儿女真正的家。

怀念儿时那“年味”

我们中国人把春节叫做年。在陇东农村,过年更是显得仪式隆重氛围浓厚。

当日子进入腊月,香喷喷的年味便一日比一日浓。在这冬尽春至之时,历经四季辛劳的人们,不管穷富、无论男女,总要停一停田里的活计,歇一歇劳碌奔忙的腿脚,用手头仅有的钱购置一些必需的吃食和用品,开开心心地过个最重要的节日——年。人们从腊月初八就开始张罗,直到正月二十三结束,前后大约延续四十多天。但是说真的,这几年我越来越怕过年,这其中既有惧怕年龄增长的因素,更多的是自己几乎已经找不到过年的快乐和幸福的滋味,总是时不时地回忆起儿时那浓浓的“年味”。

记得奶奶在世的时候,每逢过春节总要给我们讲一讲关于“年”兽的故事。据说,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每到除夕那天就会出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村里的人非常害怕,家家户户都扶老携幼四处逃避。有一年,村子里来了一位白眉长须的乞丐讨饭,有一位好心的老婆婆送给他吃的喝的,临跑前让他也赶紧逃跑,但是乞丐却说他要替大伙守着村子。当“年”兽再次闯进村子时,发现老婆婆家的大门上、窗户上贴着一片一片的红纸,屋内也是灯火通明,并且时不时地传出噼哩啪啦的响声,于是大惊失色,狼狈逃蹿,原来“年”兽最害怕的就是红色。到了第二天正月初一,外出避难回来的人们发现村里居然安然无恙,听老婆婆一说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个乞丐挽救了村子。从此,人们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每年除夕,家家户户都贴上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这也成了过年的固有风俗。那时候,奶奶讲地认真,我听得仔细,心里除了对“年”充满神秘和好奇,更重要的是因为知道了贴春联的由来能在伙伴们面前显摆显摆而沾沾自喜。

说起来写春联应该算是儿时对过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识字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多,会写字写得一手好字的人更少。但凡能拿出手上得了台面的字,已经在大街上去叫卖了。大多数人为了节省那一幅5角钱的对联钱,就从集市上买回两张红纸,找个会写毛笔字的人求幅对联,再剪个窗花什么的,这年也算过的红红火火了。村里有个叔父当过民办教师,字写的挺好,腊月三十一大早,父亲就领着我到他家里去求字写春联。一幅无框的圆形眼镜低低的架在老人家的鼻梁上,他口中念念有词,左手小心按纸,右手执毫挥洒,每写完一联就让人拿起来欣赏点评一番。那时的我年龄尚小,只能在一旁为他倒倒墨汁打打下手。到了90年代我上了中学,家里的春联就自己开始练习着写了,虽然字写得没有叔父的体形工整、苍劲有力,加上叔父年事已高眼睛不大好使,父辈兄弟们就拿着红纸到我家里来写。这时父亲总是显得那样的兴奋,拿出家里过年才准备吃的水果热情招待,若到饭时干脆连饭也顺便管了,大家倒也落得个方便。看起来似乎很轻松的写字,其实也是个体力活、技术活,就这样从早上一直写到下午,我已经累到不想动弹。但是,一想到第二天拜年时,每家每户透着浓浓墨香的春联都是出于自己的小手,那种满足感和自豪感却是无以言表。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争先恐后地开始贴春联、贴门神、响鞭炮,祈求上苍赐福,这过年的序幕算是正式拉开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春联的习俗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大街的印刷品,汤金的大字漂亮地让人无可挑惕,只是感觉没有了人的体温,再美丽的字也显得冰冷呆板;还有那秦琼敬德的图像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颜色鲜艳,但孩子们却已经不再争着抢着去贴了,倒是老人们还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这个习惯,贴上去前后左右照了又照,生怕贴歪了让人笑话。这几年,也许是大多数人已经看不习惯这些印刷品,街头写春联叫卖的人便多了起来,但是农家人让自己孩子写春联的还是越来越少了,这不能不说是教育或者文化的一种缺失。

夜幕降临,在全村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除夕如约而至。女人们会把厨房忙活了一天的劳动成果如数家珍地摆上桌子,菜品的多少不仅是家庭日子好坏的表现,也显示着女主人的厨艺水平。男人们则把下午就请回来的祖宗牌位放好,摆上贡品和香、裱、蜡烛等物件,做着祭祀祖先和敬灶神的准备。我们一帮小孩把早就购回来放在柜子里没有上身的新衣服穿上,这家进那家出地开始窜门相互攀比评头论足。有宗庙、影图、家谱的大家族,最重要的事就是拜祭列祖列宗。每到这时,屋外明灯高悬,场中鞭炮齐鸣,院内礼花闪烁,家族中最年长者便率子孙叩头行大礼,晚辈男丁也要分别叩拜尊长,老人们则会为子女按大小散发“押魂钱”(也叫押岁钱)。团圆饭一般都是按户分餐,大多数家庭饭菜以饺子为主,配以各色菜品,土暖锅基本是少不了的,表示团团圆圆的意思。暖锅上覆盖着一层层大肉片,炭火一烧,热气腾腾,香味四溢,这是农家人一年中最好的美味佳肴。酒足饭饱之后,瓜子、花生、糖果以及其他水果又开始闪亮登场,全家老小欢聚一堂,有说有笑,谈着别家的轶闻趣事,计划着自家的下年光景,一直畅谈至次日凌晨,多少年来农家人始终坚持着这“坐夜”的风俗。这时候父亲也罢、儿子也罢,长辈也罢,晚辈也罢,已经不再那么拘束,该发烟的发烟,

该喝酒的喝酒,一年中所有的烦恼全都烟消云散。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农村人的文化生活已经有了较大改善,家家都增添了电视机,看春节晚会又成了过年的一道精神大餐。零点报时,正看电视的人们走出院子,燃放鞭炮烟花,迎接新的一年来临,这简单的“接神”仪式举行后,从除夕开始到正月十六,便要日日祭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这几年,每逢过年回老家,却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了,年轻的一代早已经对拜年的仪式没有了情感寄托,对春晚的节目也不再很感兴趣,不是一个人倒颈卧项抱个手机看,就是紧闭房门足不出户玩牌娱乐,即使有几个兄弟偶尔在一起谈心,更多的则是比收入、比房子、比车子、比穿着、比气派,言语之间的嘲讽戏谑成了家常便饭,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真情实意和天真无邪。

一年之季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个道理农家人是最清楚的,其实就是比谁更勤快、谁更能干。大年初一,天还没亮,女主人们都早早地起床,做上一手精致如丝的手工哨子面给全家人吃。早饭过后,家族又按辈分年龄去拜年,上辈人在世,下辈人就不能坐在家里。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家族很大,五辈人同时在一起拜年,那场面跟过事似的,走到那里都是一片叫好。到了初二,亲友就开始互相登门庆贺。一般是男拜舅家,女拜娘家。如果是新婚夫妻,须先双双登岳丈家拜年,直到初七才能返回,期间家家宴请,一日数餐,酒肉不离。凡上门拜年,讲究“手不空”,必须带拜年礼品,这礼品大可以是牛奶鸡蛋、点心蛋糕,小可以是烧酒油饼、包子花卷。在“年期”登门拜年,亲友都设酒饭招待。酒饭质量和数量因家境情况而有所区别,但一般都会倾其所有,整个十三花什么的,至少也要装个土暖锅、炒几个菜接待贵客。如今,我们走亲访友不再像当时一样赶趟儿,有了汽车,一天便可以转遍所有的亲戚朋友,礼品也变成了名贵烟酒茶叶或者高档包装礼盒,更有甚者拜年已经成了找人送礼办事的机会,让这拜年也变了“味”。信息时代的到来后,又开始流行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微信拜年,简便是简便了、纯洁是纯洁了,却总感觉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少了那么点贴心和真诚。

初五,农家人称作“五穷”。一大清早男主人就开始点燃一串鞭炮,从里屋一直响到门口,最后剩一点使劲摔了出去,预示着穷苦的日子结束,叫做拔穷根。由此可见,陇东人对告别穷苦日子的期盼有多么的强烈。从初五到初十的日子,习俗中还有很多的禁忌,比如,正月初一,忌动针线, 做了针线活会百病缠身;正月初四五忌动刀子和剪子,不然口舌是非难免;初七谓之“人七”,又称“七煞日”,许多事情都不宜在这天进行,尤其应避免外出远行,到现在还有七不出、八不入之说;初十忌撩炕席,这天是老鼠娶亲嫁女日,老鼠要打炕洞不能烧死。凡此种种,如此云云。奶奶在世时还常常唠叨,后来随着岁月的流失,有些内容我早已经记得不是十分清楚。这些禁忌表面上看带着迷信色彩,现在想来其实也有他的内涵所在。那时候,所有人的衣服都是女人一针一线做的,平时针线活之多是现在的女人很难想像想的,正月里歇上几天其实是传统风俗给女人们放的假,“馋汉子盼过年,懒婆娘盼正月”,大约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其实正月里女人也并没有清闲多少,只是少了上地干活和缝缝补补,但家里做饭的工作量却增加了许多,陇东女人的劳碌由此可见一斑。也许正应了物及必反的道理,现在的女人尤其是城里的女人,能上锅撩灶的已经不多见了,把超市购回的东西弄热弄熟吃了已经不错了,更多的男人已经成为真正的家庭主厨。

“正月十五”闹元宵,是最让我们一帮孩子兴奋的事。由于各家各户准备的年货已基本用完,这一天,关停歇业的集市又开始热闹起来了,街道上卖灯笼的、卖鞭炮的、卖吃食的,全都一股脑儿摆成了两行,大人们会带着我们去购物游玩,其实真正吸引我们的则是看“社火”。相传,社火作为最古老的风俗之一,是古人们祭祀土地之神、崇拜图腾之火、祈求风调雨顺的寓意像征。后来商人和商号为财神保佑生意兴隆,各自踊跃出钱举办“社火”,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节日习俗,年年相沿,岁岁相袭,每逢春节,四面八方的群众不畏严寒走上街头争相观看。那时,对少不更事的我们来说,对社火是什么来源并不感兴趣,让人激动不已的总是那些各色脸谱的戏曲人物和杂耍表演。正午一到,各社各村排练多日的“社火”节目就在街道上摆开了一字长蛇阵,一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春官赛诗、各显其能,张村的鼓手们一个个轮起鼓锤恨不得把鼓皮敲破,王村的镲子手伸开双臂恨不得把镲子震烂,东村的《读春秋》《挑黄袍》《断桥》《包公赔情》引人入胜,西村的《三战吕布》《盗仙草》《唐僧取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李咀的高跷队、秧歌队技术高超引得人们不断叫好,赵堡的跑旱船、跑毛驴行如流水让观众赞叹不绝,一队比一队声音响亮,一队比一队节目丰富,农家人争强好胜的集体观念和对民俗文化的继承发扬让大家一年又一年感受到无尽的欢乐和喜庆。

最令人向往的应该是关二爷“过关”了,这大概是每个社火队的固有节目。当关老爷提刀经过时,一些家境稍好的父母便将孩子抱到跟前求福,让“关公”高抬右腿从孩子身上跨过去,算是第一关“成长关”;然后用青龙偃月刀在孩子头顶“横劈”三下,为第二关“生死关”;最后又在孩子额头上亲吻、摸顶,并用胭脂红在孩子的眉宇间点一下,为第三关“婚姻关”。三关过后,父母便会用红毛线拴上钞票打成富贵结,让关老爷套挂在孩子的脖颈上,意思是,借关老爷的洪福,保佑孩子无灾无难、平安富贵。当然,家人也会给关老爷一些钱作为“回报”。那时候对“过关”的孩子我们都十分的羡慕,真心觉得人家会比我们更有福气,总期盼着能够享受一下这特殊的待遇,却因为家境的贫寒始终没有实现愿望。

入夜时分,家家户户门前大红灯笼高挂,小孩子则手提各种自制的鱼灯、荷花灯和兔灯等,排成一行游走于村子里,好似火龙飞腾一般,那种开心不亚于今天的中奖。大人们在上午就蒸好的“面灯”里面放上清油,搓一根棉花捻子点燃,拿一根红头绳拴上几毛钱和几个马钱弄结成一个锁子,一同放在灶爷面前为孩子们祈福。等月亮升起时,再为孩子们戴上,一年一年乐此不疲,虽然形式简单,但那根细细的红头绳寄托了家长对孩子多少深深的爱意?进入新世纪以后,时代在变,人的思想在变,传统文化也在快速改变,社火表演慢慢地开始演变成为全县性乃至全市性的“社火”展演,服装新了,人数多了,优秀节目却少了,彩车方队的出现,大量商业广告的植入,许多宣传标语的张贴,多少让人觉得缺少了一些文化的看点和卖点,每每听到观众“没意思”的评价,我真心为组织者和参演者感到不幸,真不知是人们欣赏水平提高了,还是传统文化没落了,这样的结果让文化工作者总是感到力不从心而又万般无奈。

一到正月二十三,大人娃娃来“燎疳”。这“燎疳”也是让人难忘的风俗。据说“疳”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病毒,只有用火烧燎方能驱除。因而,燎疳就寓示着驱逐病毒,保证一年全家老小平安康泰。从腊月正月二十一迎疳到三十三送疳三天时间里,每个傍晚,人们都会拿上蒿草谷物秸杆,在自家门口或者大场里点燃,男人们拿着香表敬神,孩子们拿着火柴响炮,妇女们则拿着爪篱、勺、擀面杖、筷子、锅盖等放在火上烤燎,然后全家老幼依次连跳火堆三次,最后用棍棒槌打灰烬,以迸出的火花推断当年的粮食收成。我们一帮小子站在一起,用一个小土块吐上唾液,在刚刚烧过的火堆里一蘸,嘴里喊叫着“一、二、三”,用尽全身的力气向远处扔去,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的火光,那五彩缤纷的火光如同天女散花,感觉漂亮极了。燎疳结束,这大年才算彻底过完,开始休息近两个月的陇东汉子和女人,又开始了新的一年的辛勤劳作。如今的儿童,早已经对此不予理会。有一次说起燎疳,儿子很傻很天真地问我,老爸你们放着那么好烟花不放,放着那么好玩的网游不玩,去玩一堆火有意思么?听后老半天我竟无言以对。

我总是觉得,无论是对农村人还是城里人来说,过年,过的不只是吃喝而是团圆,过的不只是玩乐而是感情,过的不只是仪式而是文化。当传统文化的精髓被现代文明一同稀释,当繁文褥节的风俗被简单吃喝代替,当十分重要的人伦道德被金钱绑架,过年已经不再有幸福的味道。其实,人活一年少一年,就是告诉我们每过一年应该对人生有另一种感悟。人一旦没有了对神灵的敬畏之心、没有对长辈的尊老之心、没有了对弱者的同情之心,没有了对至亲的友好之心,没有了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风俗的继承之心,真不知这年过得还有什么意义?

文/赵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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